第三节 从普遍帝国到普遍人民[第2页/共25页]

这个过程最早表示为对于传统的儒家次序观停止扩大化再解释的尽力。1878年，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在见地过西方的当代政治与社会、经济以后，曾在日记中写道：“三代之前，独中国有教养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蛮夷。自汉以来，中国教养日趋微灭，而政教民风，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蛮夷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span class="mark" title="转引自王兴国《郭嵩焘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56页。">他以“三代之治”来观照西方文明，并将西方文明归入儒学视野内部来考量。如此一来，儒家的次序观并未被丢弃，但其合用的范围扩大到了全天下。“三代之治”在西方，而中国本身已经沦为“蛮夷”，那么向西方学习就并不是数典忘祖，而是回归到中国本应具有的状况。大清的转型是以便可获得一种可辨认的标准，并且不会产生不适的感受。

但是，如许一种重新定义的尽力，并没法真正地处理帝国所面对的窘境。因为此种体用之分，只是在实际上能够比较轻易地做到，一旦进入到实际的实际当中，二者相称难以分别，乃至底子上是没法分别的。作为“体”的中学，在以文明作为根基辨认标准的帝国中，不但仅表现在世道民气层面，更表现在各种平常的建制当中，并且无数人在如许的一种建制当中有实在际的好处体贴。因而任何对于“用”的鼎新，都会被人以“体”的名义停止进犯，终究使得鼎新本身半途而废。是以，“中体西用”之说很轻易沦为迂阔之谈，一如张之洞的很多洋务尽力，功效并不甚好；而翁同龢则在与李鸿章的政争当中有着更多的迂阔之举，乃至误国。<span class="mark" title="甲午烽火燃至辽东，主动主战的翁同龢不得不奉太后之命向李鸿章问策。“同龢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瞋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徒弟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诘难，临时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同龢曰：‘计臣以撙节为失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章曰：‘当局疑我放肆，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本日另有李鸿章乎？’同龢语塞，归乃不敢言战。”转引自杨国强《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第60页。"> 更何况，“中体西用”之说，在本色上还是对“伦理、官僚天下”的持续，由此难以进入“政治天下”，以此来寻求中国的当代转型之路，即便解撤除“体”“用”鸿沟含糊的题目，也并不真的走得通。